智能快遞柜雙向收費后，維護了消費者的權益，卻讓快遞員的權益處于法律“真空區”——別讓快遞員成了快遞柜的“義務守門員”。
在前不久的“收費風波”中，豐巢迫于輿論壓力調整了收費規則，廈門等地還出臺了地方性法規，將對快遞員“未經收件人同意擅自使用智能投遞設施投遞快件”的行為予以處罰。在這場抗爭中，消費者的權益得到了伸張和維護，但在快遞柜前端，快遞員的權益卻處在法律的“真空區”亟待關注。有律師提醒，因快遞企業未能履行自身義務導致的客戶損失應由企業承擔，企業迫使快遞員承擔非勞動合同內約定的工作職責的，快遞員可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在前不久剛落幕的“9·9”淘寶購物節，福州順豐速運的快遞小哥王成過了把消費癮，他花3000多元網購的手機、生鮮、護眼燈這兩天被投遞到小區內的豐巢柜里。
亦如他聯系其他客戶確認快件投遞方式時一樣，他也分別接到了3通快遞員打來的確認電話：“您好，您的快件已到，是放到豐巢還是給您送貨上門？”在通話的尾聲，如果用戶和王成一樣選擇了豐巢，快遞員還會補上一句提醒：“請您盡快取件，超過18個小時您可能被收取寄存費用。”
而在此前，剛過去的“豐巢風波”后，王群和同事們都接到了公司下發的通知，“未經收件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豐巢等智能投遞設施。”在他手機的APP里，這幾個月還增加了郵件免費寄存到期的倒計時提醒功能，“距離豐巢收費還有8個小時”“還有6個小時”……這些提醒短信催促著他和一個個用戶保持聯系。碰到聯系不上收件人的情況，王成還得專門跑趟快遞柜取出快遞后重新寄存。他無奈地表示，“如今，催收快遞柜中滯留的快件也成了快遞員們的義務。”
讓王成感到不解的是，給豐巢付錢的不只是客戶和收件人，他和快遞小哥們也是豐巢的付費者，他感嘆：“又有誰來幫我們維護權益？”
花錢買下的“最后100米”
從攬收、運輸，再到分揀、配送，快遞的四大環節中,配送的“最后100米”是最讓快遞員頭疼的。
福州市倉山區順豐快遞點的快遞小哥林玉（化名）告訴記者,他每天要花費6-7個小時穿梭于轄區里的各個小區,爬上爬下為用戶配送快件。一天要派送的快件在90個左右，平均下來跑一單只能賺到3-4元錢。若所有的快件都要逐一派送，即便客戶都在收件點，他不吃不喝也要從早上8點忙到晚上10點。
效率，是擺在快遞員面前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對快遞員而言,將包裹放進快遞柜或代收服務站,無疑可以省去大量的配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但也意味著快遞員要承擔額外的寄存費用，導致收入的削減。
林玉坦言，在沒有智能快遞柜之前,遇到用戶不在家的情況，自己也會將快遞免費寄放在大廈前臺、傳達室甚至是物業辦公室里，當時也沒見到有用戶投訴。可智能快遞柜出現后，他每單快件除了要自掏腰包額外支付0.3-0.4元的“開柜費”外，還要承擔因快遞柜向用戶收取寄存費用而被投訴的風險。林玉告訴記者，為了避免投訴，他每月要為用戶墊付的超時寄存費有時達200多元。
“收錢的不是快遞員，我們也是消費者。”林玉掛在嘴邊的這句話代表了當下不少快遞員的心聲。在他看來，雙向收費的快遞柜在服務收件人的同時，也要承擔起維護快遞員權益的責任。
然而針對向快遞員和收件人雙向收費的問題，深圳市豐巢科技有限公司的客服人員則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他們看來，智能快遞柜的出現提高了末端快遞員的配送效率，減輕了快遞員的勞動負荷。向快遞員收費,可避免快遞柜被隨意占用,促進快遞柜的流轉，付費寄存不應成為快遞員推脫點對點配送責任的借口。豐巢官方公布的分析報告顯示，智能終端的出現，將快遞員從快遞業務“最后也最難的100米”當中解脫出來，推動快遞員月收入實現了6%以上的增長。
“是否征得用戶同意”存在舉證困難
廈門市人大常委會官網9月1日發布消息，《廈門經濟特區郵政條例》將于2020年10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規定，智能快遞柜免費保管期限不低于18小時，對未經收件人同意擅自使用智能投遞設施投遞快件的行為，將對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罰款。
據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李本年介紹，根據條例的相關要求，快遞企業使用智能投遞設施提供快件投遞服務的，應當以適當方式告知收件人智能投遞設施名稱、地址、保管期限、提取方式以及投訴渠道等相關信息。如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能投遞設施投遞快件的，快遞企業應當按照快遞服務合同約定的名稱、地址提供投遞服務。在李本年看來，這是在以法律武器和經濟杠桿倒逼快遞行業做出改變。
在不少網友對“新法”點贊的同時，福建金磊律師事務所律師黃家焱也向記者道出了他的擔憂：“自身擁有且能行使智能快遞柜業務的選擇權，這是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權利。但新法在維護消費者權利的同時，缺乏對快遞企業行為進行約束的具體條款，在行業‘食物鏈’處于弱勢地位的快遞員或許將被迫承擔起整個行業服務轉型的責任。”
“用戶電話撥不通、短信不回復？快件能否存進豐巢？”“用戶不同意寄存，送不完的海量快遞又該怎么辦？”“撥打電話溝通快件投遞方式、收費規則、進行超時提醒所耗費的時間成本要由誰來買單？”王成告訴記者，他和不少快遞員都尊重收件人對配送方式的選擇權，但現實中，快遞員不可能對每天上百通的客戶聯系電話進行錄音，“是否征得用戶同意”對不少快遞員來說存在舉證和存證困難。
快遞柜是中點還是終點？
在采訪中,林玉向記者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快遞柜是快遞過程的中點還是終點?”
在他看來，如果快遞柜是配送過程的中間環節,寄存的費用就包含在消費者支付給快遞公司的費用之中，應當由快遞公司直接支付結算；如果快遞柜是快遞過程的終點，當客戶選擇快遞柜服務后，寄存服務的管理公司就與收件人產生了聯系，從快件進入快遞柜的那一刻起，快遞員的配送義務就已經完成，寄存服務的管理者應當承擔起替代客戶驗貨和其他“售后服務”責任。
針對林玉的關切，黃家焱律師表示，當面對服務場景以電商包裹為主、用戶未提前授權使用寄存服務的快遞服務中、諸如豐巢、菜鳥在內的第三方服務公司與收件人之間，是通過快遞公司或快遞員的中介作用產生契約。在收件人未完成收件前，快遞公司、快遞員和第三方服務公司都應踐行契約精神，為本次配送服務承擔相應的法律義務。
“但快遞員不是快遞柜的‘義務守門員’！”黃家焱提醒廣大快遞從業者，因企業未能履行自身義務導致的客戶損失應由企業承擔，企業迫使快遞員承擔非勞動合同內約定的工作職責的，職工可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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