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去樓下餐館吃飯，看見門口貼了一個醒目的告示：由于平臺傭金太高，本店從下月起將暫停外賣業務，需要就餐的用戶請選擇堂食服務，我們十分抱歉由此給你帶來的種種不便！
萬萬沒想到，外賣給我們生活帶來這么多便利，但是第一個頂不住的，居然是商家！
其實，像這種實體商家主動逃離外賣平臺的現象，只是當前外賣行業的一個縮影，全國很多地方都存在著這種情況。
“逃離外賣”的現狀是怎么形成的？實體餐飲的雪上加霜遇到平臺的趁火打劫！
2020年初疫情突發后，為了保障用餐安全，很多實體餐飲店幾個月都不允許開門營業，還得支付沉重的房租、員工工資等固定成本，一直到現在，有些餐飲企業還在舔著自己的傷口。
隨著疫情的好轉，還不容易盼到正常營業了，很多餐飲店都希望通過外賣業務來拯救自己，沒想到，外賣平臺卻在這時候大幅提高傭金，而這，成為很多餐飲行業“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外賣平臺的傭金到底有多高？去年底《中國商報》的統計稱，有平臺對大型連鎖餐飲和中小型餐飲分別收取18%和23%的傭金。
請注意，這個傭金只是表面傭金，是沒有從商家的總收入中減去折扣和補貼后計提的傭金，如果算上折扣和補貼，平臺抽取的實際傭金還要高于這個標準。
23%的表面傭金意味著什么？通俗的說，一單50元的外賣，平臺先要抽走12元，商家還要支出5元的配送費，然后拿走10元左右的折扣，剩下的不到20元。
你也可以理解成，一件正常可以賣到50元的商品，在經過平臺的手神奇的輕攏慢捻抹復挑，最后以20元左右賤賣了，商家還哪能賺到什么錢？
那么，外賣平臺為什么寧愿擔當吸血鬼的罵名，也不肯降傭金？甚至在各地餐飲聯盟或餐飲商會爭相發出《關于餐飲外賣平臺全面降傭的建議函》后，平臺的回應也并不積極？
主要是現在的外賣平臺早就做到了壟斷，掌握了外賣行業的話語權；而平臺背后都背靠著大資本，面對這些大資本，平臺是要講好自己的故事的！
平臺漂亮的數據、好看的財報從哪里來的？分析一下平臺的收入來源就知道，占比高達80%左右的外賣業務是排他性的創收支柱，所以，外賣傭金越多，平臺的故事就越好講。
所以我們看到，2019年以來，有的外賣平臺的傭金一路從最初的15%上調到現在的30%。而從資本的逐利性來看，平臺對商家抽取的傭金是不可能下降的，后續只會越來越高。
而現在，商家的承受極限眼看著就已經達到了臨界點。
所以有人斷言：2021年，有很多外賣商家將徹底消失。
為什么外賣的繁榮只出現在中國？
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包括很多人認為“離不開”的外賣。
其實在國外，尤其是一些發達的國家，比如說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外賣的發展程度遠遠沒有發展中國家中國這么高。
就算有些國家出現了所謂的外賣霸主，他們的外賣和我們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首先，國外外賣的業務覆蓋范圍非常有限。國外的外賣服務一般集中在大學校區附近，學生群體是主要服務對象。因為在一些發達國家，午休的時間很長，大家都習慣了吃飯時找個餐館里坐下來，一邊神侃一邊用餐。
其次，國外外賣的配送時間很短。集中在中午和下午下班前一兩個小時，其他時間就算有人點外賣也沒有人送。因為在國外，很多外賣小哥都有固定的工作，送外賣只是抽空兼職，通常到了晚上六點的下班時間，外賣小哥們也跟著走人了。
還有，在國外，外賣服務的品類覆蓋并不充分。通常都是那種容易做的，易于保存和攜帶的食物，比如說披薩、意面等，不像在中國，你點一個火鍋都能送貨上門。
最后，國外配送外賣是不追求速度的，通常下單后兩個小時外賣送到都是正常的。所以我們看到，在日本、美國一些城市，外賣小哥們都是騎著自行車，而不是電單車，一邊欣賞著街景一邊慢悠悠的送著外賣。
所以問題來了：為什么中國的外賣這么普及，而且對配送效率要求這么高？說白了，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高，還沒達到可以奢侈到中午悠閑的花兩個小時坐在樓下的咖啡廳吃工作餐的程度。
要知道，目前中國的人均收入才剛剛突破1萬美元，而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8萬多美元，他們花錢是為了享受人生，而不是像我們這樣應付人生。
比如說在德國，工業化程度已非常發達，人工參與的過程大大減少，所以，他們的員工每年休息150天，依然能成為第四大經濟體，那干嘛不停下來慢慢享受人生？再比如在澳大利亞，不僅地廣人稀，各種資源還非常豐富，吃得精致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粗糙的外賣自然不會有多大的市場了。
從發展的角度而言，隨著國內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未來，外賣在中國的消失也是一個大概率的事件。
如果沒有外賣，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雖然現在外賣退出我們生活還是如此遙不可及，但是，去外賣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了。
事實上，在疫情到來后，外賣市場已經悄然完成了一次分化：之前很多選擇堂食或點外賣的用戶，現在都選擇了自己做飯或“看著別人做出來才吃得安心”。
也就是說，沒有外賣，生活也能繼續，而且是向著好的方向繼續。
如果真的沒有外賣，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
首先，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事實上，疫情到來后，外賣在一些環節上的弱點已經被無限放大。比如說，使用一年前就包裝好的料理包、給環保帶來巨大的威脅、外賣商家衛生狀況不透明、容易攜帶病毒等，這也讓很多人自絕于外賣，通過吃館子或自己做飯的方式，實現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次，平衡社會用工結構。
曾經有一個報道說，當今的中國，有700萬年輕人都在送外賣，其中三分之一的人之前都是產業工人，甚至有人說全國有7萬碩士在送外賣，不管統計口徑有多大的出入，數據本身也揭示了一層隱憂：這一代年輕人還有未來嗎？
試想一下，在多達1000萬騎手中，三分之一的年輕騎手在送外賣前從事的職業都是產業工人，他們都涌到外賣騎手這個沒有什么技術含量的工種里來，由此造成國內的產業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外賣消失后，很多外賣小哥會向工廠、其他服務業回流，真正推動中國制造、中國服務。
還有，促進個人素質提高。
這么多人愿意從事送外賣的工作，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送外賣沒有太多的制度限制，工作時相對自由，而且是那種最原始的出力拿錢的工作方式。
但是，一個社會要得到發展和進化，形成制度化是邁向社會更高文明的必然過程，從這方面來說，外賣式微對提高個人素質并不是什么壞事。
所以，我們不要擔心外賣消失后，1000萬外賣小哥找不到工作，而是應該慶幸和自豪：我們這個國家終于可以不需要外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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